出了北京城，沿着106国道和大广高速南下便可到达固安，如今，固安的大批楼房仍在建设中。得益于毗邻京南的地理位置，首都二机场兴建和地铁大兴线南延的利好消息，固安正成为新的购房热土。梦想着在北京立足的年轻人，在这里播下“安居”的种子，以期抓住所有在北京扎根的机会。

在北京“漂”了8年的李安然选择开启“双城生活”。她的生活半径被拓宽至近70公里，每天往返北京与固安之间，要花掉6个多小时。在回乡和留京的两难中，这似乎成为两全的办法，安居的喜悦冲淡了奔波的辛苦。为了让梦想照进现实，都市中的“李安然们”还要继续坚持。

□ 奔波

没见过小区白天的样子

周一，入秋后的清晨，天色未亮，固安县城人口密集的小区内，已经有不少窗口透出了灯光。固安二中门口固安专线往北京方向的倒数第二个站点，6点刚过，就有人在那里等候。公交站点旁有四五个煎饼摊推车，摊主正麻利地摊饼、打蛋，为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提供开启一日生计的餐食。

初秋的冷风打在李安然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她站在路边，张望着来车的方向，忍不住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盘算着再等下去是不是还能赶到单位参加9点半的会议。接连有轿车停靠在她旁边，司机高声向她招呼，“15元到天宫院地铁，上车就走。”她再次向远处张望后决定上车。

上了车，李安然闭上眼睛，想抓紧时间再眯一会，如果不堵车，40分钟后她能到天宫院地铁站。进了地铁站，把自己塞进人满为患的车厢将是另一场“硬仗”。

前一夜，因为加班，她到家已经是晚上12点，“我几乎是拖着腿回了家，站着都能睡着。”李安然说，但她还是强忍着困意收拾好第二天的背包、找好要穿的衣服。为了节省早晨的时间，她已经养成了无论多累都要把东西收拾好的习惯。

李安然躺在床上放松神经后，才骤然感觉到太阳穴传来的阵阵刺痛，像是身体向她发起的抗议。时钟指向凌晨1点，她的睡眠进入倒计时，4个小时20分钟后，新一天的奔忙又将开始。

“刚搬到固安时，我连我们小区白天的样子都没见过。”李安然回忆。

早上6点多出门，她排队等固安专线，好不容易才能挤上进站的第二辆公交车，“我卡在人缝里，感觉自己像缺氧的鱼一样，只能把头探在空隙里呼吸。”李安然说，车上了国道，还要排队过安全检查站，等半个多小时是常事。过检查站时，全车人都被要求下车，交身份证挨个检查。上下折腾一番后，固安到天宫院地铁26公里的路程走了1个多小时。上了地铁，她要辗转3条线路才能到单位，“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地铁上不接电话，因为你把胳膊抬起来，根本就放不下去了。”

有时候，遇上极端天气，路况更糟糕。她早上6点就出门了，可到了10点还没到单位，“那时候挺绝望的，自己问自己，难道这一两年都要这么过么？”

每天6小时折腾在路上

从自己的小窝“迁徙”到单位的工位，单程花费3个多小时是常态，全天通勤耗时占用了李安然一天四分之一的时间。家人和朋友不理解她，妈妈更是心疼她，从老家搬过来和她一起住，照料她的起居，逮着机会就会劝她搬到单位附近租房子住，“她舍不得我这么折腾，担心我睡不好，太晚了回家路上不安全。但我觉得身体还能支撑。”

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李安然摸索出了节省时间的方法，练就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她在附近业主建的“打车微信群”里找到了固定的拼车伙伴，“除了车主有事我会坐专线公交外，几乎都会拼车，能节省不少时间。”

到了地铁站，她一般会看准头尾车厢的位置，进了车厢也不会贪恋座位，而是要站在靠边的位置，“一会儿还要换乘，太靠里根本挤不出去。即使有了座位，也免不了要给老人小孩让座。”

她在地铁上一站就是90多分钟，安慰自己“在单位要坐一天，站会儿能减肥。”在拥挤的人群里，她戴上耳机，企图隔绝外界，努力享受难得的“独处”时间，想想自己一天要处理的工作，看看手机里的推送文章，“尽量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时间过得也快一些。”

回家的路程要更辛苦一些，即便是加班，李安然通常会赶在晚上10点前离开单位，“如果赶不上末班地铁，就得打车回家。”她回忆，有一次，她深夜打车回家，司机得知她每天要往返近70公里上下班吃惊不已，“司机提前就停了表，连说了好几个‘太不容易了’。”

今年3月初，天气转暖，李安然踩着清晨的朝阳走出家门，看见小区里精心布置的绿化，带着露水的鲜花像是在为她一个人绽放，她觉得一切都在好起来。

□ 打拼

主动加班睡露天广场

李安然说，定居固安后，她通过拼车时认识了不少周边的业主。像她一样选择过“双城”生活的人不在少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北漂”故事，故事里有笑有泪、有苦有甜，他们重提往日苦涩，眉目间已是与生活和解的释然。

“想想刚到北京时，真的挺苦的。”2008年，研三实习期，李安然只身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打拼，找了一份策划的工作，月薪刚过2000元。除日常花销外，几乎没有结余，她就借住在亲戚开的美容店门脸儿房里，“我睡的是美容床，每天早出晚归。”害怕影响店里的生意，她走前要把美容床收拾干净，保证台面上没有任何私人物品。

美容院日常不休息，节假日客人多起来，更加没有李安然的容身之所。

她回忆，节假日，同事都高高兴兴地回家团聚，她反倒因为无处可去而格外发愁。她会主动申请加班，下了班就到商场闲逛，“那时候挣得太少，去肯德基、星巴克坐坐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坐在商场免费的休息区里看书。”

李安然说，有时候，自己住的门店里来了培训老师，人多了地方腾不开，亲戚会好意邀请她到家里去住，但她清楚亲戚家也有不便之处，就谎称自己去同事家住。其实，她是回公司睡沙发。还有几次，公司布展做活动需要做场地搭建，她就主动申请到现场监督工人工作。

盛夏，蚊虫满天，李安然就站在写字楼的广场上，盯着工人搭建。次日清晨6点，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开始都精神饱满地出来跳舞了，搭建才完成。“夜里困了，你什么讲究都没有了，躺在广场上也睡得挺香。”

“那时候哪敢想买房，就想着自己能租套房子。”李安然说，转正一年多后，她和同事在陶然亭租了一间房，月租是每人1000元，后来经历了室友离开、换工作，她单独租了一套房子。她希望住在哪都能有家的样子，“我会花时间清扫公共区域，自己用的区域都要保持干净整洁。”但她清楚这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布置，即使看见特别喜欢的精致物件，考虑到以后搬家的辛苦，最终还是会抑制购买的冲动。

为省钱挤6平米小屋

李安然拼车的车主孙娴是河北衡水人，2000年，她离家来到北京，在印刷厂打工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后，两人换了几次工作，每换一次工作就要换一个住的地方。曾经租过最小的房子是6平米的单间，“屋里就能摆得下一张床，一张小饭桌，煤气灶都放在过道里，就是凑合着住。”

2006年起至今，孙娴在西红门附近的印刷厂里工作。她和丈夫在厂子附近租了13平米的房子，加上暖气、电费、网费，每个月要花550元，“因为要供养孩子，还想存点钱，我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说，后来，因为西红门建地铁，租的房子要拆迁，她又和丈夫搬到了天宫院附近一处10平米的单间里。

受限于居住条件，她的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父母代为照顾。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才来了北京。可是后来还是因为住房的问题，他们不得已又把孩子送回老家。谈起孩子，孙娴心里有愧疚，“我们没有能力，钱不够花，孩子也跟着受了不少苦。”

孙娴说，老家几乎没有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打拼，在外面混得好的人会带着孩子到大城市租房、买房,只有极少数年轻人会留在家乡种田。丈夫的家乡条件更差一下，每年回家都要经历一路颠簸路，扬尘满天，直到今年村里才把公路修好。孙娴记得，当年她离开家乡时，妈妈跟她说过一句话，“种地没有出息，但愿你们谁也别种地。”至今，孙娴还会用话鼓励自己，她说，“再难都不会回家了，走出来总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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