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 从“控制人口”到“优化人口”——中国新的历史抉择

 
Comment(s)打印 E-mail 中国网 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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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人口已然深陷严重的结构失衡危机,并引发了非常复杂和深广的社会影响。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持续的低生育率,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的下降和减少趋势难以阻挡和逆转,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3.6%下降到2010年六普时的16.5%,1980-1989年出生人口数为2.1957亿人,1990-1999年降到1.7152亿人,2000-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1.5938亿人,人口的低生育和少子化从源头上严重削弱了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营养的改善,带病生存的老年人却越来越多,“病苦长寿化”现象凸显。一老一少两大问题夹击中国人口过程。少子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但少子化的挑战要大于长寿化,因为生育关乎人口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欧风东渐,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不断被后发展国家所复制,人口负增长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少子老龄化的长远发展必然使人类步入“人口冬天”。

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给中华后世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内伤严重、结构危脆的“弱人口”。在低生育成为人口新常态的时代,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并行不悖而且互相强化。即便能够发挥我们最强大最惊人的想象力,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中国掉入“低生育陷阱”也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不争事实。由于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泉,关乎人口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所以人口少子化的挑战要超过长寿化(老龄化)。大国人口通过计划生育被强制转变之后,中国被带入了“一多三少”(需要赡养和照料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成年女性人口和少儿人口却越来越少)的人口结构失衡时代,但这样的“后人口转变”带来的绝非是福音,而是纷至沓来的危机与挑战。

回望过去,我国传承千年的传统生育文化被连根拔起、奄奄一息,“传宗接代”这样珍贵的核心价值观被当作封建观念批判和抛弃;生命不被爱护,计划外强迫堕胎大行于天下,超生儿的前途未卜、生存艰难;基本的生育权(生育选择不能自主)、生殖健康权(男女结扎、上环对生殖健康的损害以及手术后遗症)、个人隐私权(女性被强迫上环和结扎)和家庭幸福权(譬如,强制流产和堕胎扼杀了家庭的希望,牵牛扒房导致背井离乡,征收莫名其妙的高额社会抚养费导致家庭贫困、孩子失学、家庭不和等)不被尊重甚至被野蛮践踏,对人口平衡规律和因果报应伦理毫无敬畏。譬如,“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的口号无形中折射了一个强权时代错误的人类生命观,人的价值低于猪乎?过去的很多做法远离了我们的常识,可谓匪夷所思。

养老的基本规律是年轻人口养老年人口,是劳动者、工作者养退休者、失能者,但少子老龄化却使家庭内部和社会范围里的养老压力剧增,养老资源捉襟见肘。养老出现巨大的分化:一种情况是老年人保持了较好的自理能力,保持了较好的老年独立性,这是老年自养的核心能力;另一种情况是老年人失能,虽然经济有保障但缺乏人的照顾,经济上老有所养但生活上和情感上老无所依,活着就是受罪;第三种情况是既老无所养又老无所依,贫困、收入缺乏保障、高龄空巢失能老人,缺乏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这时候长寿就变成了惩罚。无论是养老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还是精神慰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来提供和完成的。在低生育、少子化的背景下,老年只能独居自养、精神互养和生活互助。很多老年人到了晚年,就落入空巢独居的困局,自养、互养和他养三种模式要并行不悖。

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口生态的多样性和人口结构的平衡性必须得到尊重。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创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机制,千方百计保护人口生态的平衡和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思想是地球上“最后的资源”,人类的创造力将保证人类拥有光明的未来。所以,思想市场的开放将使一个人口大国成为人口强国。

21世纪将是倡导人脑论和创造力的世纪。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早已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而接近尾声。从2011年开始,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迄今已经减少2000多万。“人工贵”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的信号,从民工荒到农民荒,从招工难到招兵难,问题逐一呈现。如果说第一次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数量优势,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就潜伏在人脑不竭的思想力和创造力上,来在人口的人才化以及人才的开发利用上。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中国要及早告别给人口大做“减法”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相反,要为人口素质和结构的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家国命运。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认识是积极人口观的基础。为回应持续低生育的挑战,中国需要从过去的“强制节育”迅速转向“鼓励生育”,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根据国际经验,鼓励生育的基本路径就是“生养成本”的社会化和福利化,国家和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生养服务和保障的责任。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确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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