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4月22日讯（刘佳宁）2020年9月22日，中方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一经提出，引发各行业、各领域深刻变化，一场系统性变革正悄然进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行的碳排放规模、行业结构、资源能源结构都表明实现“双碳”目标并非易事。如何看待民非机构以及气候金融对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如何促进公众参与、青年可持续教育发展？近日，中国网专访气候金融专家、英国志奋领学者、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专家委员丁莹女士，就相关问题进行访谈。

中国网：您所在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属于非政府环保组织，其目标包括推动关注公众减排、循环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关系，鼓励企业提供绿色创新的解决方案，并帮助企业争取政策上的支持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能力。您如何看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作用？对公众参与实现“双碳”目标，有何看法？

丁莹：在我国境内进行工作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可分为两个范畴，一类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驻华机构，这些国际组织进驻中国较早。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环境保护组织之一，从1980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开始，40年来，致力于帮助中国各级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战略规划，执行示范项目等。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等方面始终走在发展前沿。“十三五”期间，以WWF为代表的国际环保组织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提出了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低碳转型、1.5摄氏度控温等战略目标。这些对华友好的国际机构不遗余力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推动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双碳”战略的出台。

第二类是国内非政府组织及行业协会。例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是行业协会，起到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纽带作用，把社会、企业、学术机构、智库等聚集起来，形成行业内声音，制定行业内标准，从而向中国各级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行业管理规范等，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推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不论是标准制定，还是人才培训、国内国际行业会议举办，非政府组织还发挥了窗口和平台的作用。

在公众层面，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反对食物浪费等,都算是一种参与。当然公众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也需要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大力倡导。近日，我参与设计的全国首份《个人助力碳中和行动纲领》由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碳中和服务平台发布，其中包含八项倡议（厦八条），倡导市民通过优化和提升自身行为积极参与碳中和活动，获得主流媒体持续报道及广泛认同。我个人的感受是公众参与“双碳”工作，只要政府及国际组织积极创建平台，设计活动、加强宣传，发动公众积极参与，公众是乐于参与到“双碳”目标的实现中的。

中国网：国内国际环保组织之间的合作情况如何？国际化与本土化情况如何？

丁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到17个领域，其中有多个领域涉及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更多的支持，共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无贫穷、零饥饿等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中国环保行业协会，特别是国家级行业协会、高校和智库等，认同与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与国际组织有广泛密切的合作。

4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苏州可持续发展创新合作示范项目在苏州启动。该项目将开发全球首个以高新区/产业区为对象的SDGs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并以苏州高新区为对象进行评估，以期后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体系化标准和绿色金融工具，从而实现高新园区、智慧城市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类似合作在经济发达地区较为充分，但也急需向西南、西北等其他地区拓展。而具体的抓手、工具、产业、投融资机会等落地方法，需要各地政府根据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落实。

中国网：目前，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试点城市，大部分是一二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等地区对于碳排放、碳交易等概念涉及较少。如何看待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

丁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排放问题是欧美人率先提出，后来各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一系列磋商与谈判，达成了各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如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再具体落实到各个国家，形成指标，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等应对战略与目标，再具体开展相关工作。2013年，我国7个省市启动碳交易试点工作。这些试点省市的GDP占到全国总量的30%，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目前，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也由北上广深等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推广。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双碳”目标中的重要抓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今年6月底启动运营，目前首批纳入管控的2225家电力企业正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上进行登记开户。这些电厂不局限于一二线城市，只要碳排放量达到一定标准，都会被纳入到该市场。碳市场作为市场机制抓手，一方面从总量上控制了电力行业化石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促进了应对气候变化、“双碳”战略工作的落实，通过市场机制发现碳排放权的市场价格，传递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实现环境外部效益内部化。

中国网：在全国各地实现“双碳”目标中，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有哪些困难与挑战？

丁莹：各地在制定“双碳”目标战略规划图时，首要考虑当地资源禀赋。例如四川省拥有丰富水电资源和页岩气资源，摒弃传统化石能源依赖路径可能性更大，可能会先于其他省份实现碳达峰。但其他依赖煤炭产业及火电的地区，其转型将十分困难。这也是摆在当地政府和智库面前的难题。以煤炭产业为主的省市政府应考虑到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能源转型及新兴产业落地，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实现“双碳”目标，挑战也是巨大的。欧洲国家从20世纪70、80年代左右陆续碳达峰。他们花70年时间，到2050年让欧洲大陆实现气候中性是可行的。对中国来说，因为全球变暖的紧迫性等原因，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能源结构转型，通过光伏制氢、水电制氢发展氢能等新能源，大规模实现能源替代，似乎是不二法门。但技术稳定性不足、成本较高，目前不适合商业环境。预计从实验室阶段到大规模推广，10年内可以实现。

路途曲折，但前途依然光明。虽然挑战巨大，但也带来了资本的狂欢。“双碳”目标已成为国家中长期战略，资本不确定性大大减少，更多资本愿意流向相关行业，从而加速各方面产业调整。

中国网：您如何看待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发展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何用意？

丁莹：本科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安徽省政府从事亚洲开发银行环境保护贷款项目管理工作。当时，安徽省巢湖流域工业污染、长江流域酸雨污染，淮河流域水污染等问题非常急迫，安徽省政府从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美元主权贷款来解决环境治理工作的资金问题，这应该就是绿色金融的雏形。通过这样的国际项目，我国也培养了大量的项目管理人才等，推动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电厂脱硫脱销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成效显著。

回到碳市场的发展上，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分别落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在过去近10年间，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已在试点阶段初具成果，下一步需要金融机构介入，设计碳配额质押及回购、碳债券、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在此我也呼吁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能够促进市场活跃、增加流动性，通过市场买卖交易发现碳价值，推动全社会以更小成本实现节能减排工作。之前由于市场规模小，碳金融产品属于高风险业务。现在风险显著降低后，相信会有很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中国网：您还参与了公益机构相关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您如何看待青少年可持续发展教育？

丁莹：长久以来，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仅局限于从事环保、新能源行业或者从事“碳”、国际机构的圈子，并不能成为被公众广泛接受的一个理念。即便公众稍微初具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的意识，但教育尚未系统化、通识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提供了多维度的指标体系，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社会构建蓝图。现在的青少年到2030年将成长为建设祖国的一代人，2060年将是他们的下一代建设国家的时期。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描绘蓝图，更要告诉他们实现目标的路径，潜移默化引导他们的发展。同时，“双碳”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球性战略。青少年接受这样的教育，使其具备国际视野，有助于他们未来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机制走向世界，融入全球标准语言体系，减少外交纷争，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引领者，同时为中国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后备军。

中国网：您能否为大家推荐几本相关书籍，供学习参考？

丁莹：首先是比尔·盖茨的《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第二本是稻盛和夫的《与万物共生》。该书聚焦低碳发展观，将产业哲学、生态文明理论融合，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待如何推动社会发展。最后是我去年翻译的一部作品，《用财有道》。这是能源基金会创始人所著的一本英文畅销书。主要内容是慈善公益领域的组织机构，如何更好利用资金，提升项目管理效率。中国现在做慈善、公益，更多是企业家个人行为，未能形成专业化管理机制，本书可以提供策略管理方面的参考。

丁莹简介：英国政府志奋领学者，跨界环保人。曾就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及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顾问。在低碳节能环保领域拥有21年的工作经验，其中13年专注于气候与碳金融领域工作。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MBA专业。中国基金业协会认证的基金管理人，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专家委员、《用财有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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