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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爱中国——大变局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下称“《让世界爱中国》”）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本书作者、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接受中国网专访，分享其四十余年政府外交、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边文化外交及当下在法国从事中法民间友好跨文化沟通的心得体会。
5月19日，《让世界爱中国——大变局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新书发布会暨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本书作者、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在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徐波表示，写作此书并提出“让世界爱中国”作为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故事的“衡量标准”有三个原因：
一是他的一种体感。
世博会结束后，徐波到法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无论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还是当下通过“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开展中法民间友好活动，他都能感受到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的持续误读。
徐波说，他曾深度参与中法建交40周年和50周年的庆典活动。40周年时，希拉克让埃菲尔铁塔为“伟大中国”亮起“中国红”，7000名中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盛装游行。50周年时，徐波参与组织了巴黎大皇宫“中国之夜”，法国总理艾罗率9名内阁部长莅临，1.5万名中法观众出席庆典。去年，虽然埃菲尔铁塔上中法建交60周年“甲子晚宴”群星灿烂，法国民间对华友好热情不减，但与40周年、50周年庆典的规模和规格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徐波表示，当年世博会时法国在沪侨民2万，现只有6千；疫情前在华法国留学生超过1万，现只有几百。这种落差让他感到焦虑。
二是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关切。
2014年，徐波策划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南京青奥会组委会联合举办的“世界青年文化、体育、和平论坛”，一位叫柯伯格的加拿大青年曾向他提问：“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究竟有何本质差异？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人文公益的贡献是什么？”十多年过去了，“柯伯格之问”一直萦绕在徐波的心头。徐波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回答“柯伯格之问”，换言之，中国必须为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必要的“价值理念公共产品”。
三是要回答有关讲好中国故事的期许。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徐波说，这不仅为讲好中国故事指出了努力方向、提供了“衡量标准”，也成为他写作此书非常有力的支撑。
徐波表示，将“爱”引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是因为“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当今世界，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巨大差异，而“爱”是一种普遍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虽然“有钱有势”，但缺乏“爱”。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无底线的关税战，换来的是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反感”，甚至“恶感”。中国虽没有美国强大，但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在中美关税战中对美反制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拥抱全球化，维护现有国际贸易体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徐波强调，中国悠久的“仁爱”文化思想和传统，为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支撑。将“爱”引入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爱的能力的展示，进而在一个新的精神高度上向世界表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更是一种新的文明和中华民族善良力量的崛起。
5月19日，《让世界爱中国——大变局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新书发布会暨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本书作者、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在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徐波介绍，《让世界爱中国》一书是他基于对法国第三共和国以来法国社会如何在世界上讲好“法国故事”的案例借鉴。法国是世界大国，其软实力和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法国，“讲好法国故事”被称之为“写好国家小说”。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法国，还是欧美其他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有一部“国家小说”。“国家小说”的实质就是一种在国际舞台上对其“国家精神”的描述。
徐波说，写好中国的“国家小说”在当下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机遇：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发表中国的“国家小说”具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技术平台和传播渠道；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爱思想，特别是上海世博会等成功案例，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可能；再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充裕的资源保障，这为开展高质量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好奇或疑虑，使我们不缺“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
然而，与四大机遇相比，徐波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面临以下十大挑战：
1. 大变局时代的地缘政治冲突对讲好中国故事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激烈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强烈冲突、新冠疫情的后遗症、当下俄乌冲突的裹挟。
2. 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期间国内矛盾的国际延伸。西方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总会将其治理失败归罪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模式。
3. “乌卡时代”（VUCA，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缩写），科技对人类既定秩序道德、伦理和社会组织秩序的严重冲击，西方社会对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感到担忧。
4. 中文在国际传播中难以克服的弱势地位。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到话语即权力的概念。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这些都强调了话语及其语言的重要性，但在当今世界的传播中，中文虽然人口上占有优势，但传播面有限，囿于当下的中文世界，只能算是一种“小众”语言。
5. 缺乏领导世界舆论的网络传播平台。相较于主流网络平台，中国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博主，虽然李子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功案例，但毕竟太少，欧美类似博主数不胜数。
6. 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过于单一。除中国政府相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外，中国社会总体参与度不够，如城市、企业、智库、艺术家，甚至普通公民的“故事员”作用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7. 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如西方媒体的批评性质、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小人物故事、个人权利与自由等。
8. 缺乏讲故事的必要策划，对一些重大历史节点的象征价值利用不够。在追求效益的思维定式下，人们往往用打造“硬实力”的方法打造“软实力”，缺乏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导致呈现方式生硬，缺乏共情、共鸣等叙事元素。
9. 翻译问题。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认为，将“讲好中国故事”直接翻译成法语是万万不行的。法国人说某某人在“讲故事”，意思是某某在“瞎编”，因此，正确的翻译是翻译成“让世界了解中国”或干脆用法国人的表态“国家小说”或“国家叙事”。
10. 个别网络自媒体的“耸言听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徐波表示，“让世界爱中国”只是问题的“提出”，他希望通过他的思考引起中国全社会对“讲好中国故事”目标定位的“集体思考”。徐波说，“国家如人，亦有精神”，而“爱”正是国家精神的最高表达。用爱的理念去诠释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文明的崛起，而非潮起潮落后，大国间的权力更替，这样的诠释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换言之，承载着“中华民族大爱”思想和文化的中国崛起，为当下撕裂的世界提供了中国的稳定性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也是国际社会乐观其成的。
“只要我们坚持以‘爱’为核心的国家叙事，中国必将获得更多理解。”徐波坚信，只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工作，即便中国存在着那些尚未被世界充分理解的方面，假以时日，也终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受众的认可。
展望未来，徐波认为，要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更加坚定地与世界“相逢”。他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捍卫全球化、深化改革开放、拥抱世界，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他强调，特朗普越是要“脱钩断链”，宣扬“美国优先” ，世界越是“反感”，甚至“恶感”时，中国就越要拥抱世界，越要在这样的“风云渡口”赢得世界的理解，从而赢得世界更多的“爱”。
今年7月，中欧峰会将在北京举行。徐波表示，中欧建交50周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中国在欧盟国家讲好跨界故事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建议中国政府多多邀请欧洲青年来华走一走、看一看。他强调，当欧盟青年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后，他们会爱上中国，并成为未来促进中欧友好的主力军。（记者 崔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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