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与争议

李蝴蝶（诗人、剧作家）：汪国真和泰戈尔有相通之处

汪国真是第一个把诗歌带给我的人，那是在90年代初期，我在读高中，抒情诗非常流行。其实汪国真的诗和泰戈尔的诗在精神旨要上有相通之处，都高超不到哪去，只表达一种大众层面的自我抒情。泰戈尔曾在自己国家也不受重视，被认为这种平民的抒情诗和国家命运没有关联。我并不是多么喜欢汪国真，而是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气氛后，原先充斥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中那种国家命运、精神伤痕和理想迷茫等主题都渐渐消失了，汪国真诗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看到了时代的潜流。

我不希望文学、诗歌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遥不可及，不希望一个人只有获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成为一个文学的圣人才能去写诗。诗歌和各种文学的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

严彬（青年诗人）：汪国真的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

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言式的诗，但他对我的诗歌写作基本没产生过影响。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歌，可能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十月》的某编辑曾说，我们现在很多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

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的、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汪的诗句“快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蒙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诗歌技艺上比较粗糙直白，但汪国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影响过那么多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

欧阳江河（诗人）：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

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

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记者 吴亚顺 柏琳）

（原标题：汪国真：生前一纸风行，却从未进入主流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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