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光芒照耀整个21世纪

: 0 Comment(s)打印 E-mail 长江商报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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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诞生100周年之际，学者刘川鄂谈“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

《新青年》杂志 [资料图]

作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杂志，《新青年》今日迎来创刊100周年纪念日。

100年前，《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直至1922年7月1日出至九卷六号而终刊。1917年以前，《新青年》每一期大约印1000份左右，1917年以后，销量猛增到16000份，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

《新青年》不仅是译介外来思潮的重要媒体，还孕育出一代“新青年”知识群体，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它的诞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被看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当年，陈独秀振臂一呼，出现的多是新人、新观念、新思维，许多精神难题都在这里登台，中国旧学的陈腐的东西在这里崩塌，现代性的资源终于从此涌出。

如今一提到《新青年》，在大家的反应中，总离不开“五四精神”、“启蒙”、“民主”、“科学”等关键词，它的巨大影响已成一种集体记忆。长江商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刘川鄂，聊起了纪念《新青年》的话题。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中，刘川鄂自认为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他对记者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包括人的现代化。而作为人的现代化最早的开端——《新青年》所体现的价值和这个杂志所闪现的光芒，应该照耀整个21世纪。”

“我本人也是‘新传统’的鼓吹者”

长江商报：今年恰逢《新青年》诞生100周年。当时，它在得到很多青年热烈赞同的同时，也遭到“八面非难”。您怎样看待这本杂志横空出世的意义？

刘川鄂：《新青年》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自觉，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确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它之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还应有待更充分的认识。

当时还有好几种鼓吹新思想的启蒙杂志，比如《新潮》、《新妇女》等。《新青年》毕竟是在整体上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立的表达，所以，它的出现受到旧势力的打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历史毕竟走到了现代，学校教育也注重对新思潮的接受。1920年，学校被要求用白话文教学。此外，都市的繁荣、新闻出版业的强势增长，使得知识分子可以不依赖官方，通过教学、写作等成为独立的职业。新的刊物和它表达的新思潮，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长江商报：《新青年》于第五卷第六号推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具有概括性的“人的文学”概念，被您视为“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石”。这种对人性光辉的弘扬和对个体价值的彰显，又给“五四”新文学带来了什么？

刘川鄂：在新文学初期，关于新的价值观念众说纷纭。比如李大钊就把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陈独秀更强调反传统道德和制度。而周作人更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他对此的解释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的非人的文学的判断之上。他把中国古代的侠客故事、清官故事认为是非人的文学。从总体来说，这种判断是有合理性的，当然要具体到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的话，肯定也有不周严的地方。

我认为，“五四”最大的发现是人的发现。关于“五四”文学，我的博士导师易竹贤在胡适的基础上概括为：人的文学、真的文学、活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就是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肯定个人自由的文学。所谓“真的文学”，就是鲁迅所肯定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谓“活的文学”就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一种更民主更大众更晓畅的表达。

长江商报：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前不久提出，我们纪念《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需要重新思考和彰显“新传统”的价值。在您看来，《新青年》留下了哪些“新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刘川鄂：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其实还有一个研究现代文学很有名的教授王富仁提出过“新国学”，跟温儒敏所说的“新传统”是一个意思。他们看到了“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合理成分，我本人也是“新传统”的鼓吹者。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腾飞，有人希望从文化层面上证明自己。怎么证明呢，显然只能从属于自身的文化来证明。但是，提倡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人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进步是吸取了世界政治、经济经验和优秀文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带来的。从整体上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带来了中国人精神的解放，尤其是个人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个核心的事关人伦的价值观念，比如孝、忠、义、贞洁，是不能进行现代性的转换的。所以，抛开“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直接拥抱老祖宗，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只要人有幸福感，不必过分在乎文化是否断裂

长江商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新青年》和“五四”一代太“激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您觉得呢？

刘川鄂：这要看你的价值立场怎么摆。跟民族情结重的人不同，我这些年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文化不是越特越好，也不是越长越好，而是越优越好。文化长和文化优是两个概念，长不长、特不特，没有优不优、好不好重要。怎么判断文化的优越呢，就是看人的幸福感。虽然我们说的幸福感包括很多主观的东西，但是一个人要衣食无忧，要有尊严地活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应该说今天的社会条件比古代好得多。如果你真心认识到现代文化给人带来的幸福感，要高于古代家国天下的幸福感，如果这个共识可以达成的话，就不必过分在乎文化是否断裂。

长江商报：受过《新青年》所带动的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组织团体，尝试按新思想、新观念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生活。一个世纪过后，当下处在社会转型期的青年与他们扮演的这种角色是否存在距离？

刘川鄂：这要说到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是在非常同质化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可能家里的经济状况有区别，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喜好、审美趣味都是比较一致的。好像全社会都在关注教育，但实际上又对今天的教育极为不满。这种教育培养的是应试的、听话的一代人，除了上课做题考试之外，其他的人生成长各方面都被家长、社会包办。这是我们今天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困境和危机。

在一个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自由成长的环境和广泛的阅读的话，这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成为新的功利主义者。但是，我相信时代总是在进步的，现在的青少年也有很多能够靠自己的思考和阅读跳出这样一种同质化的环境而有所作为的人，大可不必为这代人悲观。

《新青年》小史——

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为综合性的文化月刊。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1月1日第二卷第五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

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他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的运动。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0月第五卷第五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

从1920年9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1922年7月休刊。

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