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16岁夫妻调查:当地早婚普遍 有人13岁生娃

 
Comment(s)打印 E-mail 新京报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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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20岁的姑娘,16岁结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新京报 薛珺 摄]

这位20岁的姑娘,16岁结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新京报 薛珺 摄]

“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100公里,从马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

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

早晨,妇女们拎着木盆、衣服到溪水边,这里还保留着用木棒浣衣的习惯。

同样被保留的还有对土地、宗庙的信仰,每个村口,都立着一个红色的土地庙,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供着一个祖宗牌位。

四周都是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

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摩托后座上。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14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妻俩感叹道。

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今年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马山县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在张家乐所在的这个村庄,40岁以上的“光棍”数量达40多个。“现在有些家长给男孩灌输观念,在外面读书能找到女朋友的,尽量就找一个,把这门亲定下来,完成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最大任务。”

早婚中的女方家长,常常处于被动的一方,“女儿怀了孕来跟我说,除了嫁他,还能怎么办?”一位父亲显得很无奈。

在丹丁屯,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屯里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能达到40个。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年纪在30到40岁,家庭贫困,和父母一起生活。

古零镇某村的村民李春红(化名)估计,村里“光棍”大约有四十个。李春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5。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红和丈夫想要个儿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两个女儿。

李春红认为自己为女儿黄娇娇做了最好的选择——挑了一个上门女婿。

黄娇娇今年16岁,孩子刚出生。她与丈夫同在古零镇的一个村子长大,两家离得近,走路不过10分钟。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观念在李春红心里根深蒂固,没有儿子,就招个女婿进来。

她心里有杆秤,等到十年后夫妻俩无法工作了,女儿就能养活他们,不用为养老操心。

对于生了男孩的家庭来说,娶到媳妇、传宗接代便成了首要的大事。

2015年,乔利乡的李方明读到初二辍了学,跟着父母在广东打工。

在校时,他与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韦礼芳恋爱,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李敏(化名)没有反对,反而让李方明把辍学的恋人也接到广东,与自家人一起生活。

到广东不过三个月,韦礼芳便怀上了孩子,知道消息时,李敏觉得“有点早”,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安慰,“至少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生了第一胎,他们缓两年还能再生一胎”。

2月28日中午,孩子醒来,韦礼芳两手搂住孩子,一把抱起来。李敏怕她用力过猛,连忙上前帮忙。

这个16岁的姑娘,如今一边看着动画片《海绵宝宝》、《熊出没》,一边在QQ上和同学聊着孩子怎么吃奶、丈夫公婆对自己是否好的话题。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措手不及。”

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

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和韦璇一样,记者采访到的吴明敏、韦静、唐妍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女。她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才见一次面。”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早恋”。

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

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

韦璇、韦礼芳都强调,她们绝非班上的第一例。在自己与男友发生关系前,已经听说过很多同学都“那个”了。因此,她们也觉得,“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韦璇的丈夫蓝盛龙刚满20岁,听到怀孕的消息,他说自己“蒙了”,本来和朋友约好出去玩,结果一晚上没睡着。

初中毕业后,他在南宁一家餐馆做厨师,一个月挣2500块,本来觉得很满足。但孩子的花费让他压力陡增,他眉头皱了起来,说回去打算做两份工,白天在餐馆,晚上去烧烤摊。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措手不及。”

这个孩子是在中考结束的夏天怀上的。当时,这对小情侣讨论过“性”,韦璇还有些扭捏,蓝盛龙说服了她:“反正也是在一起,早一点又有什么问题?”

怀孕时,唐妍15岁,已经辍学。谈起性,她意外地直白,“我不是个例,其实也没有什么,双方真心喜欢就可以。”

马山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陆荣莉认为,虽然初中有生理卫生课,但大多数少男少女都没有做保护措施的意识。这催生了一批低龄产妇,她们是生产事故的高发群体。

根据马山县妇幼保健院的入院记录,仅在今年1月份,就有8名未成年孕妇在此生子,最年轻的15岁。据此推算,马山县仅该院一年就收治近百位未成年孕妇。

陆荣莉接治过的最小的孕妇是13岁,“生产时,根本使不上劲儿,很危险。”

一位马山县教育系统的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留守少年在性上的随意,导致早孕,而有了孩子,就只能选择辍学嫁人,这也是马山当地早婚现象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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