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翻译，“你光中文说得好，翻译不好也不行。中国想表达什么，应该先征求语言专家的意见，让翻译早点介入。比如说科学发展观，我们讲了十年，外国人还是不太懂。如果当时就让翻译提前介入参与，那时就建议用英文里的‘可持续发展观’来命名，可能效果会好一些。这个就是不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模式，也不了解语言。世界70亿人类，57亿人不会中文，你又要让他们懂，所以你就只能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

“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发展强大，让国人欢欣鼓舞的同时，西方也在流传着中国“威胁论”。不过黄友义委员认为，西方国家的反应是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则对中国更加友好。

“这个事情你要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讲。去年有两个事情让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在米兰开国际智库的会议，这个是美国人主导的会，但会上的讨论跟美国毫无关系，就两个国家的话题：俄罗斯和中国。其中对中国有提出批评的，也有同情的。像这种场合，其实就是给了中国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的发言不可能一下子把日本人的观点扭过来，也不可能把美国人的观点扭过来，但是你有一个机会介绍中国的观点。而我记得，当时新加坡的代表就站起来帮中国说话。”

据他回忆，日本在会上也跟着美国批评南海问题，“其实日本、美国没有必要参与南海问题的讨论，这只是中国和几个周边国家的事情。他们这些国家在那儿参加讨论，于事无补。但日本人说中国在南海如何如何，我当时就跟日本人说，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我说中国跟日本，经济关系那么密切，中国要保障我们在通过南海的石油运输线的安全，必须要有具体措施；而保证了南海石油线的运输安全，不仅中国受益，你日本也受益啊，日本那么多工厂在中国，我们两家关系那么密切，如果我们的供应有问题，日本经济同样受损，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跟中国关系最密切，那就是你们日本。我说完了以后，日方没有做任何反驳，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代表站在他们日本官方的立场上，他不能不批评中国一两句，但说完就完了。像这种场合，你会遇到对你有批评的、不理解你的国家。因为他们不防你防谁啊？你现在是世界第二。尤其是美国，你怎么做，美国也不会满意，因为按美国的思维习惯，是不能允许世界上有谁能跟它竞争。因此这种状况，咱们中国人真是得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他又说到他在南非的观察，情况则是另外一码事。“那次会议是南非的一个智库举办的，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那次会上的发言也让我想象不到。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的副总书记在场，它的一些部长也在场，然后还有他们的民间智库。这个执政党的总书记说，'我们跟中国关系很好，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有很多参考价值，我们都要读。' 甚至说，'我们内阁部长每个人都要读一读，这样才能跟中国更好地相处，跟中国一起发展。'

“智库的人说话就更有特色了，他念一段习近平的讲话，比如说干部要深入基层，不能跟老百姓争利等，然后停住，说，在我们南非，能做到了这一点吗？然后是要坚决反腐，要如何如何，他又停下，说，在南非，我们能做到这点吗？腐败我们能像中国那样反吗？然后再念，说干部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如何如何，他又停下说，我们的官员是否也要做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智库，他们把这个习近平的书，认真通读了，然后和他们的国情比较，也就是说真诚地在向中国学习，这就是发展中国家怎么看中国的具体实例。”

翻译法立法还在继续推进中

黄友义委员还介绍了关于中国翻译法立法的进展情况。他曾在政协最先提案，现在他的提案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学者的重视、官方及人大有关部门的重视，“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他透露说，“现在有两个进展，一个是更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对翻译立法感兴趣的人很多，有的人申报了国家社科项目，今年就有人申报。有的人在搞调研，有的则是学者们自己在国内外开展调研工作，写文章，推动这件事。这是研究性质的；另外一个就是引起官方的关注，比如说人大法工委，去年年底就派人来到中国翻译协会，来听取过意见。”

尽管国家要立法的事情很多，但黄友义委员觉得，自己站在翻译角度上看，翻译立法应该越早越好。“但是放到整个国家大的立法需求里面，它又处在什么位置呢？另外，翻译立法是一开始要立一个整个的大法，还是从口译，医学翻译等方面先立具体的单项法？因为医学翻译一直是敏感问题，你翻错了一个，把病治错了怎么办？还有法律翻译，这也是国际上敏感的问题。这些，都要再进一步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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