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做好做强DID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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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4月17日讯 (记者 何珊)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指标利用统计数据、卫星遥感数据与互联网大数据，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全方位和系统性的评价，对中国的城市发展状况做了一次全面的评估“体检”。
作为该书的主编和指标研发的负责人，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发展一味追求GDP，导致出现诸多乱象，亟待通过综合视角界定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立体地评价和分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周牧之认为，用全球视野对世界格局和城市发展机理的变化做一次梳理和演绎，从而促进“城市智力”水平的提升，是编制“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应有之意。
周牧之介绍，2017版指标沿用了2016版的“3×3×3”结构，即环境、社会和经济三大项，每个大项包含三个中项指标，而每个中项又包含三个小项指标。指标对2016年版133项指标数据进行了大幅度增补至175项，在生态资源上更加注重对总量的评价，对空气污染指标数据的权重也有所调整。
继《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推出主报告“大城市群发展战略”之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以“中心城市发展战略”作为今年的主报告。周牧之认为，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就是中心城市的竞争，然而目前关于中心城市的议论既非常热却又非常乱，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和梳理。
今年的主报告显示：1980年到2015年的35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250万人以上的城市在全球多达92座，其中中国城市占到三分之一。这30座城市占中国GDP总量约40%、货物出口的67%、入境游客的60%、专利有效授权量的56%、主板上市企业的66%，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也达到7000万。可以说，正是这些城市主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急速的城市化、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与全球趋势高度同频共振，与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周牧之表示。
报告认为，通过发展和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提升吸引和聚集人、财、物的虹吸能力和承载能力是中心城市竞争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评价、培育、和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应该成为决胜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这一世界潮流的重要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但在这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降低了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质量。
周牧之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逆城市化政策，再到是选择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还是以大城市为主的城镇化的路径分歧上，政策争论长期不休。
1980年代中央提出小城镇建设是一个“大政策”，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策，于是有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周牧之坦言，这个过程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造成了农村的环境污染，也导致了农村传统根基的解体。直到“十一五”明确提出大城市群发展战略，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折，后来国家更是把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在周牧之看来，这个定位是一场“胜利”。
“但是即使到今天，中国的城镇化也没有真正解套，我们还有太多的制度和政策在阻碍城镇化，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周牧之强调。
周牧之指出，所谓城市的发展其核心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凭借人口的聚集，带动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让各种功能交织在一起，形成良好的叠加效应，提高总体效率。只有通过人的集聚，城市才能不断强化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率，才能不断强化其超越其他城市的经济势能和“极化效应”。
周牧之介绍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着力导入的DID概念。DID即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人口密度在5000人/每平方公里以上，可以被视为DID地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通过研究和分析，验证了城市DID面积的多少和DID人口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吸引人才、产业、资源的聚集能力成正比关系。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显示，综合排名前30位城市的DID人口占到全国的40.6%，同时这30个城市的GDP规模占全国的40%，拥有的世界500强中国企业占全国的89.7%，主板上市企业占全国的67.2%，新三板上市企业占全国的85.5%，货物进口额占全国的80.7%。这一组数据体现，综合排名前30位城市拥有强大的DID，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周牧之强调，做好做强DID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优质DID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根本。
周牧之指出，很多人认为人口密度是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不便等城市病的“元凶”，但其实，大城市之所以有困扰，并非是真的太大，而是欠缺治理城市的智力水平。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以与北京、上海最具可比性的东京大都市圈为例进行分析发现，1950年前后超过1000万人口的东京大都市圈曾经被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等“大城市病”困扰，被认为存在严重的“过大”和“过密”问题，为此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阻止人口和产业向东京集中和集聚。然而，如今人口规模虽然接近4000万，“大城市病”却大多已然消失。原因就在于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水准和城市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也有许多超大城市，例如巴西的圣保罗、印度的孟买，却面临着严峻的贫民窟问题。同样的大规模人口却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由于城市发展和治理所需要的城市智力水平不同所导致。
周牧之认为，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目前控制人口也许的确是无奈之举，但是城市通过吸引人才或者说“抢人才”才能实现优质发展，因此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城市智力才是治标治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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