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遗墨扑鼻香——读吴宓遗著简记

 
Comment(s)打印 E-mail 中国网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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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华易逝、人生易老,年逾耄耋之后,我喜欢在故纸堆里探寻历史的一鳞半爪。其中,常常萦系我脑际的一位文化大师就是吴宓先生。我的老师李赋宁、许渊冲都是吴先生的得意门生,我算是吴老的徒孙辈了,虽仰慕已久、却缘悭一面。我自北外分来重大后,吴老已在西南师院,只在北碚开会时与他见过两面,寒暄而已,未能登门就教,实在遗憾。近年写了两篇关于吴先生的文章,算是弥补了这一遗憾。

最近读了张南、夏洪进合写的《吴宓批注<基督教与自然主义>释考》一书(下称《释考》),倍感振奋、如见故人。《基督教与自然主义》是吴宓上世纪三十年代精读并批阅的一部“西洋佳书”,全书批注二十三处,涉及字句注释和哲学笺注,对于研究吴宓早期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细读《释考》,静聆大师的片言只语、精辟见解,犹如醍醐灌顶,令人思索不尽、获益良多。以下是几点浅见。

吴宓不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在批阅过程中,吴宓对西洋哲学家如数家珍,且不时将《圣经》与《易经》《论语》对比,互相启发对照,阐发真义,体现了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底和敏感的比较文化意识。

吴宓的批注流露出他真实的心境,为现代文化史提供宝贵的资料与提示。由于是私人藏书,吴宓得以快意地臧否人物,其中尤以对胡适的评论最为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吴宓将胡适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年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在美国大行其道。我们的胡适博士心有灵犀、一见钟情,吸收了这种美国哲学,再加上中国人一向具有谨慎和世俗的思想和性格,因此,胡博士的学说和他本人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语虽尖锐,但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胡适哲学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与历史原因。

吴宓的批注还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众所周知,吴宓是超迈的理想主义者,一生以文化续命人和托命人自任,《基督教与自然主义》是一部哲学和神学著作,这也引发了吴宓批阅的兴趣,即可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吴宓反对功利主义,在读到书中“在学校里接受的那一点点教育的浅浅的印象,也会很快被现实生活中繁忙的商业活动冲洗干净”时,深有同感,佐以宋代诗人王令的《学子》一诗,不无愤懑地抨击道:“吾侪为师多年,欲以‘传道、授业、解惑’自任,而学生辈惟重职业,但图生计,且以荐事、汲引责其师,予读王诗而悲之……”时至今日,吴宓所批评的这种功利之风,在作为高等学府的象牙塔里,是销声匿迹还是甚嚣尘上、愈演愈烈了呢?无需笔者多言,诸君自有明断。

张南君还在《后记》中介绍了写作《释考》的缘由。吴宓先生珍藏的众多“西洋佳书”,生前指定学生杨溪保管。杨溪先生不负师望,保藏图书三十年,后将这批图书捐献给西南大学图书馆。《基督教与自然主义》是漏捐之书,由杨溪先生的夫人赠予张南君。张南君不忍吴宓遗墨湮没无闻,而发愿翻译、考证,终于写成《释考》一文,终能告慰吴宓、杨溪二位先生在天之灵。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书缘与人缘,读来倍感温馨,也给我国学苑文坛平添一段佳话。

张南君文稿既成,索序于我。西洋哲学非我所长,加之老眼昏花,杜郎才尽,本欲婉拒,但一念先贤的道德理想,又被张南君的苦心孤诣所感动,却之不恭,遂拉拉杂杂写了上面的感言,权作一篇读后感与诸君分享,也算是笔者献给吴宓师的一束腊梅、一瓣心香吧。(作者 杜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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