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月19日讯（记者吴琼静）2015年，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01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提出了“地方循环共生圈”的概念，力求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步解决。两国均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事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层面。在此背景下，由日本东京经济大学主办的“交流经济与地域循环共生圈”国际研讨会于近日在东京举行，探讨在生态文明促高质量发展领域的中日合作新机遇。来自中日两国产官学界的2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了题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题演讲。杨伟民从空间发展、空间均衡、承载能力、生态产品、主体功能、空间格局、空间结构、开发强度、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等十个方面出发，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行动。

其中，杨伟民向在场的日方嘉宾重点介绍了中国正在实施的主体功能区制度。杨伟民表示，根据制度安排，中国的国土空间按照开发方式分成了四类地区：即优化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地区的愿景目标，就是希望能发展成为北京或东京这样的发达的城市化地区。而与此同时，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最终要成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南开大学教授张仲梁 在发言中表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国策，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现效果。

张仲梁认为，要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最重要的是区域内领衔的城市要有胸怀，胸怀自己所在的都市圈。领衔的城市要展现出辐射效应，帮助群内城市成长，推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张仲梁表示，无论是中国政府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日本政府主张的地域循环共生圈，都强调经济、环境、社会的协同发展。但光有政府施策还不够，还需要企业、市民和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全民都必须提升意识和认识。

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邱晓华教授则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总体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发展型消费、改善型消费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全面迎来数字经济的时代，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模式均在发生根本性改变。邱晓华指出，数字资源正在成为继土地、人口、资本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更强的数据获得能力和挖掘能力，谁就拥有未来。

研讨会上，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运用由他亲自主持开发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诠释和演绎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交流经济”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都市圈资源效用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周牧之指出，通过指标分析发现，在全球城市化越演越烈的同时，人类步入了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的时代。大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推动的交流交易经济大爆发。日本的东京大都市圈，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大城市群正是交流交易经济快速发展的代表地区。

周牧之介绍，通过《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在中国，作为交流经济的代表产业之一的IT产业发展迅速，正在成为领军产业。例如，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大主板上市的IT企业，有高达94%集中在排名前30位的城市。城市的IT辐射力不仅与机场、入境游客人数、国际会议数等密切相关，更与科技、酒店、餐饮、高等教育等辐射力高度相关。周牧之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企业、人才、资金向大城市狂奔的现象还将愈演愈烈。

周牧之使用指标数据，比较了北京和东京大都市圈在2000年以后各项重要指标的表现。他指出，北京与东京大都市圈相比，其城市面积是东京大都市圈的1.2倍，人口却只有6成，人均GDP只有一半，人均CO2排放量却是2.1倍，单位GDP能源消耗更是高达4.7倍。东京的入境游客数是北京的5.6倍，国际会议数是北京的17.4倍，全球顶级餐厅数是北京的近10倍。他认为，北京和东京大都市圈在交流经济的发展上还存在很大差距。

周牧之表示，中国在城市治理上过分强调人口规模和密度给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但恰恰缺乏对高密度人口是城市发展活力重要基础的认知。“未来中国在城市治理方面应有重新认识，”周牧之表示。

周牧之教授的主张也获得了与会嘉宾的广泛认同。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阮湘平公使指出，“中国将一如既往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继续与日本在环境自然保护领域开展更全面的交流合作”。

日本环境事务次官森本英香表示，中日两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合作和人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相信未来两国的合作共赢将成就新篇章，创造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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