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4月8日讯 （记者 张露露）从虹影的《K》开始，英国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已经从事翻译近20年。她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翻译过的作者包括贾平凹、韩东、严歌苓等。她曾因翻译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获得2013年中国国际翻译大赛一等奖。

        记者第一次知道韩斌的名字是她翻译青年作家颜歌的小说《我们家》（英译本名为“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英国若意文化（Balestier）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本小说用四川方言写就，语言生动活泼幽默，有如作品里贯穿始终的鲜香辛辣的豆瓣酱。这样的作品能否以及如何被一个英国人理解并翻译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韩斌则用她的翻译作品证明，文学翻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这一“任务”还可以完成得很好。（本文后附一个片段以飨读者）

        3月29日，韩斌在北京老书虫书吧与另外一名翻译家参加了一场活动，讨论贾平凹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翻译。之后，中国网记者就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等问题对她进行了邮件采访。

        “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和高质量让我一直翻译”

        中国大众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普遍抱着“厚古薄今”的态度，德国汉学家顾彬也曾因发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备受争议—尽管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澄清自己只是指几个作家的作品。

        类似的，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方面，一直以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居多，受到的关注也较多，选入翻译教材的也往往是古典作品的翻译。比如《红楼梦》的翻译、乃至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一直是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相较之下，除了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大众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翻译的关注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的较少，得到的关注也更少。据韩斌及其他几位译者创立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共有40部左右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为英文出版，而这已经是韩斌等译者口中的“丰收年”。

        提及为何多年钟情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韩斌笑称因为自己不懂中国古代文字。但她同时说，“我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高质量让我一直翻译。”她翻译的作品也体现了多样性这一点。她翻译过的作家既有50后著名作家贾平凹等，也有较年轻的作家如路内、颜歌等。

        方言翻译很难 但不是不可能

        谈到翻译中最困难的地方，韩斌坦言是“用英语重新创造与中文原作贴近的风格”。文学翻译、尤其是严肃文学的翻译一直被认为是难度最高的翻译之一，原著作者的风格迥异，需要译者去理解、适应和重塑。除了充分理解原著作品的语言，韩斌也提醒译者需要精通自己的本国语言。

        有趣的是，无论是翻译贾平凹浓郁的陕西特色的文字，还是年轻作家颜歌近年来用四川话写作的小说，方言都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韩斌说，“方言和对话，尤其是用方言写就的对话很难翻译，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据她透露，遇到不明白的方言，就会上网查找，多查就总能找到准确的解释，这也是她认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做翻译的一件幸事。

        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建议

        在老书虫书吧的活动上回答读者提问时，韩斌提到，相较男性作者而言，中国女性作者被翻译的机会较少。据“纸托邦”统计的2018年被译为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只有约四分之一是女作家的作品。韩斌解释称，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同时，不单是翻译，女性作者获得出版及书评报道的机会都比男性少。她说，“女性作者可以和男性作者写得一样好，作为翻译，我们应该试着向出版社推介好的女性作者。”

        另外，韩斌也谈到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建议。她告诉记者，虽然中国有翻译项目可供西方出版人、译者等申请，但过程并不容易。比如在网上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和申请表格，有时递交申请后，要很久才能收到反馈甚至没有反馈。她建议中国应建立更好的支持翻译的体系。

        附：颜歌《我们家》中文原作与韩斌译本的片段：

        在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一年当中，总有几次，这个号码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响起来。

        有时候是厂里开会，爸爸正训着门市部那几个嘻哈打笑的女售货员；有时候是和外头的朋友们喝酒，五个人喝到第三瓶茅台，包房里烟熏火燎；有时候更加糟糕了，爸爸正在和女人们做爱，或许是妈妈，或许别的倒生不熟的婆娘。总而言之，事情正到酣畅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一听到这曲子，爸爸先自软了三分，等看到上面的名字确凿是“妈妈”，他便连送起腰杆的力气都没了，爸爸像鸡毛一样飘下来，捡起电话，对着话筒，暗暗清了清嗓子，走到走廊里去，叫了声“妈”。

        （《我们家》，颜歌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In Dad's cell phone, Gran was listed as 'Mother.' From time to time, 'Mother' popped up on screen at peculiarly inappropriate moments.

Sometimes it would be during a meeting at the factory when Dad was trying to call the laughing, chattering salesgirls to order. Or he was out drinking with his bros, knocking back the maotai, the air thick with smoke. Or, worse still, Dad would be in bed, either with Mum or else some young woman of his acquaintance and, just when things were getting lively, A Pretty Sprig of Jasmine would ring out. Dad would feel himself going soft and, when his cell phone proved incontrovertibly that it was Gran, all the fight would go out of him. Floating gently to earth like a hen's feather, he'd pick up the phone, walk out into the corridor, clear his throat and respond: 'Yes, Mother.'

(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 Yan Ge, trans. Nicky Harman, Balesti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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