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日前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杜平为该书撰写的序中，对该套指标体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该指标体系将在国内外都产生重要影响，对国内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等都将带来重要参考和启迪价值。以下为序言全文。

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中国，城镇化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谓其老，中国加快城镇化进程历时40年，城市化率由17%增长到56%，常年流动人口过亿，己经完成从一个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过渡，并且将在数年内继续推进上亿人口在城市稳定落户。谓其新，就是我们的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也就是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问题。比如，如何有效地促成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融合发展；再如，如何促进工业导向性城市发展向集成服务型、宜居型、绿色化和人文化导向性城市发展转化；还有，如何引导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全部环节逐步实现数字化，智慧化，智能化，等等。这些新问题，都是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也是实现中国由大国转为强国的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多年来，伴随中国城镇化实践，各类涉及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在推进理论指导－总结实践－再引导实践创新这一循环过程中，有一些报告曾发挥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现在读者们看到这本《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已经是第三本年度报告），就是一个已经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已出版日文全版）的指标体系，并且对于国内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社会各界关注人士都带来重要参考和启迪价值。

以城镇化破题区域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城市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至少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当今中国，必须要继续从城镇化中寻求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新源泉，同时又要推动城市发展实现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高水平。因此，在统筹城乡及其乡村振兴的同时，城市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发展只能加强而不能有任何削弱。

总之，在一个人口和国土规模的大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规模和水平既是最终解决一国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的关键、核心和基础，也是最终决定一国能否平稳、较快、可持续地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当今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爬坡上坎，社会发展及社会文明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加繁重艰巨这一时期，可以说城市化就是类似中国围棋里能够决定成败的一个“眼”。

城镇化发展应强调人民的获得感

多年来，各级政府为了促进城市协调发展，陆续地认认真真地提供了包括战略设计、规划制订、政策配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体上看，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践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局部地区也取得较好效果。但是，若从投入产出率、发展可持续性和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三个维度进行客观评价，大部分所制定的战略也好，编制的规划也好，都产生了不尽如人意或者说人民获得感并不强的实施效果。这也是事实。所以，需要进一步总结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偏差或失误。例如，以大规模土地开发替代人口规模化集聚的城镇化，以行政手段撤乡并镇或设立新区来扩大城市版图，以工业GDP优先而损害了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以市市分离和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来滞缓大都市圈快速形成，等等。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量化评价和评估，找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律性东西出来，这对于各城市发扬光大之所长、不断升级对标杆、找到差距加快改，十分必要十分迫切。我之所以欣然参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开发，并为本书写点东西，也就是认为这个指标的研发者们，这本书的著作者们能够连续多年静下心来，不求利益回报，通过精心构建指标体系来对我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进行量化评价评估，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品牌价值逐步提升，真是可喜可贺。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独特亮点

关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近些年来国内己有许多研究成果。就我所看到的一些而言，各有一些长处，或者说有些基本上还能自圆其说。但是，我想要指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有着独特的亮点。

一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数据欠缺和数据失真的问题。凡研发建立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都必须首先解决好能够表征指标体系的数据是否具有可获得性和及时性，以及数据分析样本数量和数据结构合理性等问题。但是显然，我国现有统计体系的数据来源、指标定义、标准化格式、事后归集等基本特征，都无法满足复杂数据结构、规摸化数据和时效性采集等作为支撑的城镇化指标体系研究的需求。另外，一些研究者为规避统计体系缺陷而力图设计出一套可自行采集并用于建立指标体系的抽样调查系统，但是，这在中国则又是一件难度更大甚至是无法达到设计者诉求的事情，比如调查表的主观设计缺陷，受访者的公正客观性无法保障，样板量严重不足等等问题。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关于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告，都会由于没有较好地解决可用数据的获得性、及时性和基本样本数量，导致其论据不科学，论证出偏差，论断有岐义。

为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研究者们，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集成三大类数据源的数据采集归集及其加工利用系统，即：30%左右选取于统计数据，30%左右获取于卫星遥感数据，40%左右采集于互联网大数据。从数据功效上来看，我认为，统计数据可以用来定义一些关键性可标化的常规现象，并且建立基本回归模型；卫星遥感形成的时空大数据可以用来客观表征空间变化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联性；互联网上包括人们消费、商务、通讯、娱乐、社交以及电子政务等客观行为所自动生成的大数据和任何可在线自动传输信息的终端设备数据，则可以用来描述隐藏在人人互联、人物互联、物物互联这一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综上所述，虽然现在的数据源结构以及权重计算等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升级，但是从建立城镇化指标体系所首先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而言，该指标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保障数据获取的及时性、精准度和数据量，以及其结构的合理性。

二是基于数据可获得、可比较和可回归，《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研发出一套既相对独立又紧密关联的，表现为“3×3×3”架构的指标体系。可以认为，地球就是一个由天、地、人、众生万物共同构成的一个巨系统，中国古代哲理大师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抽象地概况了这个巨大系统的变化规律。显然，“3×3×3”架构暗合了这一规律，任何试图构建一套评价评估巨系统变化的指标体系，都必须定位于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并且不断迭代升级的指标体系。由于人类活动主要在城市空间集中集聚，因而对城市物理空间和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力度及其滞后影响更大。为此，对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说更加需要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当然也只能坚持一个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目标定位。我以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指标间逻辑关系、体系架构等方面，力图揭示城市内部各子系统上下左右的关联性及其城市与外部各系统间的关联性。即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抽象出来，作为表征城市变化的顶层指标，往下再具体分解为９个中项指标，再往下继续分解为27个小项指标，同时用785组数据集来定义这些指标。基于上述，既有利于综合反映城市大系统的变化趋势，又有利于评价评估城市各子系统的变化值及其结构，相信对判断和指导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设计了一些创造性的新指标，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趋势。例如从“DID人口”看城市发展的总量和品质；从“制造业幅射力”和“IT商业幅射力”与开放交流等元素的相关关系分析看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不同需要。

四是国际比较，《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通过对比北京与东京两大都市圈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类主要指标表现的变化，客观和有效地勾画出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问题和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具有很好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是一套可以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系的指标体系。

（本文作者杜平为云河都市研究院副理事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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