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四十年间，全国政协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加入了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来到中国，一辈子扎根中国的外国友人。他们大多工作在对外传播领域，被统称为“老专家”。作为曾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同事，我和他们中一些人有过近距离接触，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幸得到他们在业务上的谆谆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原籍奥地利的魏璐诗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1932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上海。通过中外进步人士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了解了学生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决定长期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魏璐诗1946年到美国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英文和德文专家。魏璐诗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2006年她走完了中国之旅。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听人介绍说魏璐诗是一位十分“厉害”的人，“不好惹，很多人怕她。”果然没多久就领教了一回。

有一次，单位请了几位当红作家和同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专家座谈。那天话题广泛，其中谈到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和丧葬习俗。座谈会举行一下午，只安排了我一个人翻译。会议开到下半节时，我大脑过度疲劳，显然已经难以继续准确工作。一开始的话题是丧葬习俗，讲话人谈到在中国农村正提倡丧葬习俗的改革，提倡火葬，减少土葬。在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字是“bury”。接着，话题转到婚姻习俗，讲话人介绍了中国人的传统，如找对象讲究门当户对，订婚要送什么聘礼等，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字是“marry”。此时，我心里想的是“marry”，嘴里出来的却反复是“bury”。

现场效果可想而知。隔着好几排听众，我看到魏璐诗频频摆手，嘴里大声喊着什么。在场的中外听众只要没有打瞌睡，大概都发现了我的错误，他们心里都明白我的翻译是一时口误，甚至可能理解到我翻译了一下午，疲惫之下难免口误，出于礼貌他们都一声不吭，唯独魏璐诗不给情面，在众人面前，高调大动作指出一位年轻疲惫翻译人员的一时错误。这时领导终于派上场一位老翻译，对我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下。”下了台，我才有机会了解到凡是该用“marry”的地方，我说出口的都是“bury”，真是南辕北辙，且这两字用反，更是十分滑稽。认识到自己的荒唐口误，我真感谢魏璐诗及时出手，没有让我继续出丑。其实，当一个人犯错误时，能有人及时指出制止，乃一大幸事。

后来类似的纠错，我遇到魏璐诗做过多次，只不过后来出丑的翻译恰巧不是我。回想起来，魏璐诗的这种严格对年轻业务人员的确是一副良药。俗话说，严师出高徒。魏璐诗不讲情面的做法对翻译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不能把她的做法简单归结于严厉，而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爱护和帮助。

如果说魏璐诗对别人严格，她对自己更加严格。进入暮年，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次因为肿瘤和发烧住院，我去看望她。此前，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这次，见到她躺在病床上，没有了往日的精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也不见过去的洞察力。她依然白净的脸上长了好几个肿瘤，额头甚至嘴唇上也有了病灶。当时，她还发着高烧，其痛苦可以想见。我问候她，她平静地告诉我，“不疼，不难受。”还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问她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她都表示不需要。听着她的话，看到她的状况，我感到了她的坚强和毅力。一个外国人，几十年生活在一个与家乡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尤其是进入老年时期，遇到的问题和碰到的孤独可想而知。老太太硬是这么挺过来了。她去世后，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继续厮守着她终生的老朋友宋庆龄。

作者：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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