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揭秘李白身世 曾因杀人在寺庙住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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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在于结合底层声音
张大春表示，“现在围绕李白有很多争议。过去这几年，台湾特别流行一个说法：李白是中亚的吉尔吉斯人，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推出了‘李白故乡观光行程’，一团又一团的人到了吉尔吉斯——一个原本不大会有人去的地方。”他说，“我觉得不得不先说明一下，李白至少他的父系应该是汉人，而且他的母系究竟是不是西域人，或者是不是流落到西域的汉人，这也有很大的争议，我也不做争辩。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他大概是在西元705年举家从顺义城经由安息督护府来到现在的四川，当时就是蜀地。”
他告诉记者，李白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时，可能因杀过人而在一个庙里住过一到两年，这件事情很可疑，我们只能推导李白的父亲对这个寺庙有相当程度的资助，跟寺庙里某些重要的和尚也有私人金钱往来——这个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
“李白25岁出川，我的一个推测是：他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的，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在当时他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科考，因为商人是贱人，比农人还要低。”
他认为，“李白留下非常多的好诗，但也有肉麻的诗，甚至吹牛拍马的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原因何在？因为他调和了民间语言，调和了流行的旋律和声腔，并且从最草根的歌楼酒馆的妓女、乐师、歌者这些人提供给的音乐刺激下，他恢弘了整个唐诗的格局，否则唐诗大概永远只是考试格律诗陈腐无比的作品。 而成就李白伟大的那些音乐、歌者、乐师全部消失了。我们在李白的诗里面不应该看到李白只是一个天才而已，而是一个天才如何结合当时最底层的人留下的最自然天真的声音。”
《大唐李白》通过梳理李白留下的诗作及其萍踪游历，解开其身世之谜、发掘其盛名之下的真实自我，作者穷尽正史、传奇、笔记乃至佛经契券等种种文本，带出唐朝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等各个面向的知识，对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物用行止等进行了精妙地阐释；字里行间又处处融汇了自己对于诗的理解。
对话张大春：
我能做的是细腻地去观察语言
广州日报：您觉得李白在那个时代中是随波逐流的人还是一意孤行的人？
张大春：迷恋权力也是随波逐流的方式。在永王叛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永王不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对象。永王找了他，派人三次到庐山上请他。从来没有一个皇家的人对他这样礼遇，于是他做了错误的政治判断，恐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知道写到第四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替他找到最后他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广州日报：您提到李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调和了语言，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语言是不是退步了？
张大春：当下的网络语言比如“节操不见了”，这一类的，还有前几年的雷、囧，在我看来都不构成任何语言走下坡的忧虑。因为它们很快也被新的语言替代，王家卫曾给我一个题目：让我想十个生活当中消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词语。其实，不光是我，还是我身边的人，到现在一个词都想不出来，后来，我勉勉强强想到一个词是“伟大”，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比如：李白蛮伟大的。我们对那些消失的语词抱着凭吊之心只是怀念，还是要恢复它？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细腻地去观察这些语言。
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广州日报：我2009年看您的《认得几个字》时特别羡慕，您和孩子一起吃饭用了两个小时。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这样的时间能不能保证？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不会对和父母交流有抵触？
张大春：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的确跟他们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有各种学业上的压力，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离开那个压力，除非我不让他们念书，自己在家教，但是他们一定会恨死我。
去年，我帮周华健写歌词，写完后我打印出来粘贴在书架上，正好看到儿子在写东西，我问：“你在干嘛？”他说：“我写歌词。”我说：“为什么我写小说你就写小说，我写歌词你也写歌词？你为什么学我？”他马上把笔一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前两天我们两个吵架了，我到出门前还不太跟他讲话。
广州日报：我发觉台湾的年轻人似乎更会表达思想。您觉得呢？
张大春：在捷运、电梯、街上，或者在稍微密集一点的百货公司里听到年轻人说话，我是受不了的，语言极其苍白，很多垃圾话、废话，不具意义的象声词特别多，而且多半是没话找话说。我美国的朋友讲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有些词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有一千种意义。总之，语言不见得是有压制时才会倒退，它反过来可能会激励对语言的反思，有时候也会构成丰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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