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

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

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

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

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

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

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

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

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

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

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

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

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流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

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

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

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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