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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唐代诗人刘禹锡游至成都，挥墨写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赞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始建于两晋，声隆于盛唐的福感寺，受唐末战乱的影响走向衰落，不仅湮没于历史烟云，更让后人几无踪可寻，由此在考古界还留下一段公案——福感寺遗址到底位于成都何地？

今年6月，历时1年的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凭藉刻有“传今福感寺”的经版，确认了福感寺遗址所处地标——宽窄巷子旁，实业街原实业宾馆处。一千多块出土的经版上，刻着佛教经典；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着往昔的肃然；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传递出僧侣的信念……地底下的实证，将文献资料中的名寺逐步还原，一场历时30年的古寺寻踪也就此落定。

古寺寻踪 出土经版石刻确认福感寺坐标

据介绍，考古人员于去年4月，在实业街正式开始了对福感寺的发掘。

成都市考古所副研究员易立、张雪芬是成都实业街工地的考古发掘领队。他们对福感寺的了解，以往都来自文献：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两宋，一度是益州（成都）名寺，常有高僧驻留。唐代高僧道宣就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记载，成都时年常有旱涝，官家祈雨都要到这来，祈而有应，特有感征，寺庙因此得名“福感”。唐末宋初，战乱波及，一度香火鼎盛的福感寺，逐渐衰落。

张雪芬回忆，他们在发掘现场，发现了一块蟠龙碑首，上刻“大唐益州福”的字样，但这块碑首是残缺的。队员们猜想，另一半上，会不会刻着“感寺”？毕竟，在文献中，福感寺就在这一带。直到一块石刻经版的出土，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因为上面清晰地刻有“传今福感寺”。继续阅读石刻，“章仇来临”几个字显现，又令她联想起不同的僧侣传里提到的一件事：章仇移塔。张雪芬说，这个故事有些夸张，但章仇兼琼确有其人。

据史料记载，章仇兼琼治理蜀地，德政颇多，政绩斐然，民常怀其恩惠。不仅如此，他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因交好杨贵妃和杨国忠，被荐为户部尚书、殿中监。

还原盛景 上万平米发掘已显古寺盛时风华

易立介绍，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1万1千平米，“能挖的都挖了。”但挖掘区域里，福感寺只占了一部分面积，而且因为破坏严重，寺庙遗址在整个发掘现场的占比，尚无法确定。尽管如此，寺庙当年香火旺盛的概貌已可以勾勒。

据称，此次考古，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而出土文物中，最为吸睛的可能要属一千多块石刻经版了。经版上秀丽的楷书、行书字样，经辨认，出自《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其中，一些篆刻文字上还残留着的金粉，展现出往昔的肃然。据称，以往这些文字上都涂有金粉，只是部分的消褪了。经版质地都是本地产红砂岩，因湿度不同，呈现出或深或浅的颜色。

而多达五六百块的石刻造像残件，则展示了当时的寺庙文化。易立说，按照残件还原，最高的可达四五米。经考古人员清理后的造像，已可清晰辨认：庄严祥和的菩萨、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乐、手捧莲花的供养人……它们千姿百态，神态不一。留存下来的佛像抑或宽额丰颐、体态丰腴；抑或身著璎珞、姿容凝重。张雪芬说，不同的僧侣巧匠雕刻出来的造像，神态都不一样，这和他们的内心想象有关。

石刻有95%都取自红砂岩，小部分取自黄砂岩。红砂岩石质较软，易于雕刻，在当时是最普遍的雕刻石材。

同时，考古发掘而出的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也旁证了当年的盛况。此外，还伴随岀土了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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