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患者调查：“非典”改变的人生
SARS and its decade-long after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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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渤是SARS后遗症比较严重的患者之一。[新京报 郭铁流 摄] |
前 言
十年后回首春天
我们总会在某些时间怀念某些人，就像树枝在每一次开春，怀念去冬的落叶。
10年前的今天，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病逝。伴随着这个日渐陌生的名字的是，那次侵扰全国的恐慌，那迷一样怪兽一样的SARS，让象征生存的医院成为生命的雷区。
叶欣，是死于SARS的第一位医护人员。再提及这个逝者的名字，并非因为哀痛，亦非因为对殉职者的崇敬；而是想因他们之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下一个类似SARS的恶魔明晨到来，我们拥有什么？
这是唯一能告慰逝者、提醒生者的问题。
如钟南山院士所说，SARS是一场遭遇战，无论是个人、医护人员还是国家，以毫无准备之血肉之躯，面对来势汹汹的神秘病毒。
正如人体遭受病毒后，会产生抗体，得以抵御这种病毒下一次袭击；中国遭遇SARS侵袭后，也逐渐产生“抗体”。
SARS过后，无论在自我防护还是治疗措施，医护人员变得更专业；中国疾控体系亦摆脱防疫站模式，建立网络直报，乡镇卫生院能直接向北京报告感染人数；数百亿的投入，数千所传染病医院的改造，令中国医疗救治体系，更从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还有意义更深远的“中国抗体”，政府信息公开、官员问责、开展国际合作、对公众知情权与健康权方面，在SARS后，均迈出关键步伐。
我们通过这期特刊，揭示“抗体”的建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含义，展示“抗体”建立过程中的曲折之路。十年前，叶欣们用血肉之躯抵抗SARS；十年后，国家抗体承担起庇护国民的重任。
那个春天给了一些人特别的身份，“非典病人”。多数人后来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也有部分人，有后遗症的人，日子被定格在非典里。这十年，有人开辟了新的人生，也有人还挣扎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里，都努力想要更好的生活。
方渤意识到自己老了。他看了记者拍的一张特写，发现自己看起来像70岁。
SARS十年，从51岁到61岁，他经历了几次大手术。
这十年，同仁医院的医生岳春河则开始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岳春河是因公感染的后遗症患者之一。“经历生死关头”，让他觉得看人生更清晰，“有了更广阔的人生视角”。
他目前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了心理咨询。他说，某种程度上他感谢非典。
方渤则觉得，十年像一天。后遗症患者被从原来的生活中甩出，定格在2003年那个春天。
有一些后遗症不严重的，在正常上班和生活。像方渤这样非因公的后遗症患者，列入北京市免费治疗名单的有152人。岳春河这样因公后遗症患者则有14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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