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患者调查：“非典”改变的人生
SARS and its decade-long after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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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的世界
更难以消弭的是心理阴影。
后遗症患者胡瑜说，精神上的打击让很多人心理不健康。这是对他们生活最大的伤害。
2006年，有人为这个群体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重度抑郁者大概占39%，中度抑郁22%，轻度占13%。
有的会恨。邱明月说，她嫂子会恨他们一家，“病是你们家传给我老公的”。
方渤的亲家也这样埋怨过。他当时吼了起来，“这病毒是我发明的？”
在他们的抑郁症报告书里，常常最高那一项是“敌对”。
敌对，就是看谁都不顺眼，疑心重。邱明月说她见不得别人过得好。有时候无法控制地骂骂咧咧。
乔宝峰的妻子出院后，再也不去医院。甚至恐惧出门，她总觉得空气里有东西追着她。她觉得什么都脏，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洗澡。
当年那个最小的非典患者，只有8个月，长大到10岁了。他们一家人不愿让人知道孩子得过“非典”，也从不参加后遗症患者的聚会。怕曝光后孩子在学校受歧视。
方渤说刚刚知道后遗症的时候，想过寻死。
直到现在，激动的时候，他会哐哐拍出两盒药。用略带挑衅的口气：一片能睡两天，20多片，够我吃的了吧。
他会去KTV吼歌，最爱唱《我想有个家》。他抽烟、喝酒，喝醉了有时发酒疯。不过现在，方渤在克制自己。作为媒体关注SARS后遗症的代表性人物，他觉得自己身上担了责任，“不能坏了大家的事”。
免费医疗
这个群体慢慢聚到了一起。
有的是在病房里认识，有的是在检查身体时遇上。慢慢就有了一个名单。
病友成了他们最亲切的称呼。后遗症患者张文荣说，和病友在一起心里才踏实，同命相怜。
在他们看来，后遗症也该有人负责。他们想要个说法，要赔偿。
方渤作为媒体报道最多的人，资料慢慢都汇聚到他这里。
方渤家里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封皮写着“绝密信息”。他会把记者的采访提纲也留下来，夹在里面。
在一个医院的食堂里，这个群体选出了十个民意代表，去争取利益。方渤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方渤是个厨子，读过五年书。他说，有时候一个字会琢磨半个月。比如，赔和补两个字的差别。
群体里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是智囊”。边晓春是其中之一。
他的后遗症轻很多，后来基本痊愈。除了帮助其他患者做些争取权益的事，他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
2010年，他们找到一份卫生部文件。这个文件在2003年的4月8日已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而这个群体里很多人是当年4月十几日才染病的。
邱明月说，要早知道医院有非典病人，当时母亲那点病，“忍忍就过去了，不会去医院”。
方渤最烦别人问，“你过得怎么样？”他会立刻激动起来，“我说我活得好，你信吗？”
他们尝试了各种途径。包括定期陈述群体需求。
事情一点一点有了变化。
2005年，北京市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列入免费治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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