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腐败跨度达11年 边腐边升成高铁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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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他因一票之差，还是未能入选。
两次参选的过程中，除了从戈建鸣这里拿走的600万元，张曙光还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下称“正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的贿赂共计1000万元。
王建新称，他和张曙光是20多年的朋友。2008年七八月，张曙光叫他去办公室，说自己正在第二次申请中科院院士，要组织院士沟通，让院士们了解他的成果，需要一些活动费用。王建新说赞助他一部分。之后在北京职工之家酒店的停车场，王建新将装有500万元现金的箱子交给了张曙光。
2009年11月，在张曙光的办公室，王建新提出评上之后还要感谢一下各位院士，这个钱由他来赞助。
得知落选后，张曙光特别沮丧，王建新说没有评上也得感谢，以后还要评。于是带了500万元到北京，约张曙光在香格里拉饭店的停车场见面，将装有500万元现金的旅行箱交给了张曙光。
钱权交易，各取所需。戈建鸣自称，给张曙光这些钱，主要是为了其企业的发展。张曙光作为运输局局长能够给其公司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企业日后的发展还要依靠张曙光的支持。王建新也是看准了“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中国高铁项目的总负责人”这一头衔下赋予的大权。
王建新在证言中也提到，送给张曙光一套房子和1000万元现金，是想将自己公司研发的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和交直交牵引变流技术运用到动车上。
不过，从现有证据来看，张曙光这边，以参选院士名义收受的1600万元，并没有花在此处。张曙光供称，他在院士参选过程中没有向相关人员送过钱，只打算事后送点礼品或营养品。经庭审查证，张曙光从戈建鸣、王建新处收受的赃款，一部分被其妹夫王勇保管，另一部分被其本人和情妇使用。
如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同一天宣判的，还有苏顺虎受贿一案。2003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苏顺虎先后利用担任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货运营销计划处处长、营运部副主任、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的职务便利，为闽光焦化公司、中创投资公司、铁润商贸公司解决煤炭运输方面等问题，为其牟取利益，收受对方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00多万元，案发后受贿款物已全部追缴。
原铁道部运输局的系列受贿案，以张、苏等为端点，牵扯出隐藏在背后的众多利益链条，体现出集中的权力酿成的腐败。一位铁科院退休的工程师表示，权力集中到了刘志军、张曙光这里，更加厉害了。“谁的产品能上车，他说装谁的就是装谁的。”
“这个词就叫‘点装’，我指点装谁的，就要装谁的。历届部长只是说说不许点装，但背后照样进行。”他说。
据铁路系统人士介绍，2000年之前，铁道部下设车辆局、电务局、工务局、机务局和运输局五个部门。2000年，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精简机构，铁道部将上述五个部门合并统称运输局。合并后的运输局由装备部、基础部、客运专线技术部、土地管理部组成。其中装备部负责和铁路设备有关的绝大部分业务。
装备部的前身车辆局只负责制定铁路设备技术和产品设计标准，而设备采购由计划司负责。合并之后，装备部、基础部全权负责铁道部机车采购、管理，拟定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等主要运输设备及配件的造、修质量验收标准和运用标准等职责，集多项成千上万亿资金的项目审批大权于一身，运输局也由此被认为是寻租空间较大的部门。
2004年，由张曙光领衔，铁道部运输局成立动车组项目联合办公室，简称动联办，负责动车的技术引进，订单分配等。之后几年，正值中国高铁大发展之时，动车技术大举引进，数百亿金额动车项目市场使得铁道部运输局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部门。
权力的过分集中，直接导致铁道部运输局大规模贪污受贿行为的出现。张曙光及苏顺虎、刘作琪、刘瑞扬等人的大肆受贿时段均集中在2004年～2011年。
2013年3月，铁道部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国家行政院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出现这种腐败的原因在于选人用人不规范，“不是通过制度选人，而是人选人，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面选，因此必然形成小圈子，搞不正之风。”
在他看来，权力腐败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没有约束、不公开透明的权力都有一定的腐败。”因此，张曙光利用职权和一些民营企业进行交易，根本上反映出了制度的不透明。
此外，张曙光因受贿罪被判死缓，苏顺虎被判无期徒刑，从另一角度看，需要反思的还有案件当中的行贿者。“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制度诱导的。”竹立家谈道，“我们国家为什么行贿现象普遍？就是因为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过大。你不行贿，企业没进展，制度本身诱导你必须行贿。”
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和反腐中，最根本的是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即公共权力的运行或行使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让公权力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
这也就要求进一步规范相关制度，促进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据我观察，如果我们不规范制度，这个案子对一些贪官的震慑作用并不大，只是腐败藏得更深了，该走后门还走后门，权力的傲慢，照样存在。”竹立家说，“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让权力公开透明，强化权力监督，特别是人民的监督。”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指出，现在谈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里面，国家、政府、社会，三方要合作，是一个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反腐败也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单方反腐贡献有限，还要发挥社会的力量。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退出所有市场自行解决的这些领域，因为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话，市场的自由竞争由平均利润激发，就不会有超额利润，不会有超额利润自然就不会有行贿了。
（原标题：牛栏关不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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